晚上十點多，家裡客廳那一盞工地在使用的吊燈還亮著微光，小磊窩在角落的破破又塌陷的沙發上，手裡轉著一支壞掉的搖控器，轉了快二十分鐘。家裡的長輩在隔壁房間睡了，他不敢吵，但也不想睡。明天開始，媽媽要去報到了，刑期將近一年。他知道這件事已經一個多禮拜，但每次想到，還是會偷偷掉淚——不是因為害怕媽媽不在，是因為他突然不知道，接下來如果半夜發生什麼事，他該打給誰。
家中同住的年邁長輩，其實是沒有血緣關係的，只是媽媽相識多年的朋友，孩子都稱他阿公。平時會搭手照顧他的，是媽媽多年前認的一位乾姊妹，跟他也是沒有任何血緣關係。但媽媽要入監服刑，只能把監護權委託給這位乾姊妹，沒有人正式問過他：你晚上一個人在家，會不會怕？
同一道牆，兩種連坐
今年稍早因為「陽光女子合唱團」電影火紅，一篇談「攜子入監」制度的報導重新被翻出討論。文章點出一個各國都在面對的兩難：當父母入獄、孩子沒有適當的人收養或照顧時，部分國家選擇讓嬰幼兒跟著母親一起住進監獄，避免孩子被丟給不適任的臨時照顧者，甚至傳出遭虐死的悲劇；但讓孩子在鐵窗後長大，又等於是讓一個沒有犯罪的人，跟著服了一段「無罪的刑期」[1]。
牆內的嬰兒，和牆外的小磊，其實是同一道牆下的兩種連坐。報導裡的孩子小到必須跟著媽媽入監；而小磊大到不需要進去，卻也小到沒有能力決定，自己接下來的日子要交給誰。沒有人問過他願不願意，沒有人問過他怕不怕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試著讓自己看起來「適應得很好」，好讓大人少擔心一點。
我們很少談論「受刑人子女」這個群體，因為他們不上新聞、不被統計，甚至連社福系統有時也只把焦點放在「服刑中的家長」身上，忘了監獄外面，還有一個正在長大的孩子。
那些數字背後，是被連坐的童年
這個群體到底有多大？老實說，台灣沒有一個官方的全國總數。國家會定期清點的，是矯正機關的收容人數（110 年底約 5.4 萬人）[2]，以及少數「攜帶入監」、真的住進監獄的嬰幼兒——但這些都不是那一大群父母在服刑、自己被留在牆外的孩子。原因很現實：法務部管的是「受刑人」，不會去數他牆外的小孩；衛福部管的是「兒少保護案件」，孩子得因為別的緣由進了系統才會被登記。於是一個父母入獄、表面上「適應良好」的孩子，在任何一張官方統計表上，往往都不會出現。
我們手上有的，只是一些拼不成總數的局部線索。早期的學術調查勾勒過輪廓[3]，但年代已久、樣本有限；真正長期在接住這群孩子的，其實是民間——紅心字會自 1988 年起，是全台唯一專門服務受刑人家屬的社福團體，每年至少協助超過 3,000 名孩子[4]，只是那是「服務觸及」的人數，並不等於全台的總量。若參照國外，光美國就估計約有 270 萬名孩子的父母正在服刑[5]，可以合理推想台灣的數字絕不會小，只是從來沒有人正式清點過。看不見，不代表不存在；這群孩子的隱形，本身往往就是一種制度的選擇。
這些線索拼起來要說的，不是「這些孩子注定會走偏」，而是：當一個孩子的依附對象忽然消失、照顧資源忽然出現空缺，他承受的風險不會自動降低，除非有人補上那個空缺。
而這道空缺，往往不是一個人來。在童年逆境經驗（ACEs）的研究框架裡，「家中有人入獄」本身就是原始十項逆境之一[6]——和身體虐待、情感忽視、家庭藥酒癮並列。更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學者的追蹤：有父母入獄的孩子，平均承受的「其他逆境」是一般孩子的近五倍；而完全沒有其他逆境的，只有不到一成五，一般孩子則超過七成[7]。換句話說，父母入獄很少單獨降臨，它常常拖著貧困、藥酒癮、失依、照顧中斷一整串逆境一起壓在孩子身上。而 ACEs 數十年的研究早已證實：童年累積的逆境越多，成年後在身心健康上付出的代價就越高[6]。小磊的童年，就是被這樣連坐的。
那份不能說出口的羞恥
受刑人子女和其他不利處境兒少，還有一個最不一樣的地方：他們的處境，是「不能說的」。
同學問起爸媽在做什麼，他得撒謊或岔開；老師關心一句，他怕一旦說了，會被用另一種眼光看待。貧窮可以被同情，隔代教養可以被理解，但「我媽去關了」這句話，孩子往往連對最親近的人都說不出口。那份必須藏起來的羞恥，讓本就稀薄的支持又斷了一截——他不是沒有求助的需要，是連求助這件事，都得先跨過一道「會不會被貼標籤」的高牆。沉默，於是成了這個群體最普遍、也最容易被誤讀為「還好」的表情。
小磊看起來很好，但「很好」不代表「安全」
小磊在學校與據點裡的表現，其實一直不差——學習能力好，也願意配合。依戀理論說明了這背後的機制：孩子需要在早期與主要照顧者建立穩定的安全依戀，這份關係是他探索世界、發展自信的地基。當這個依戀對象忽然被抽走，孩子不一定會表現出明顯的崩潰，反而常常是表面上「適應良好」，內在卻處在一種持續的警戒狀態——他在等待下一次變動，因為他已經學會，安全感隨時可能被收回。
而這份「適應良好」底下，藏著兩個容易被忽略的風險。
第一，他的照顧網絡本身極其脆弱。家中長輩年事已高、行動不便，協助照顧他的乾姊妹與他沒有任何法定或血緣上的連結，純粹靠著一份人情在撐。萬一長輩健康出狀況、或這位乾姊妹自己的生活有變動，這個孩子瞬間就會無人可托——這不是假設性的風險，而是現在進行式的結構性空缺。
第二，他過去已有過動藥物使用紀錄，也曾因母親染毒而被短暫安置，也曾有過偷竊紀錄。對照前面 ACEs 的研究，這正是逆境叢聚的具體模樣。這些行為不是「壞」，而是一個孩子在不穩定環境中，反覆練習出來的應對方式——當大人忽然消失、規則忽然改變，孩子能抓住的，往往是當下能立刻緩解焦慮的小動作。
我們在做的事，不是等危機發生才介入
面對小磊，我們的處遇邏輯，是在媽媽入獄之前，就先把安全網一一補起來，而不是等事情真的出狀況才補救。
我們陪他建立一份具體的「安全計畫」——不是抽象地告訴他「有事要說」，而是清楚列出：如果家中長輩晚上身體不舒服、如果家裡發生緊急狀況，他可以打給誰、怎麼打、對方會怎麼幫他，讓「萬一」這件事，從一個模糊的恐懼，變成一個他自己就能執行的步驟。在媽媽剛入獄的頭一兩個禮拜，我們選擇密集關懷而不是觀察等待，因為這段「斷裂剛發生」的時間，正是孩子最容易感到被拋下的時刻，密集的陪伴能讓他知道：照顧不會因為媽媽不在了就一起消失。針對偷竊這類行為，我們也提早導入正向的點數獎勵機制，讓他能靠「做對的事」換得實質回饋，一個孩子如果能靠做對的事得到關注與肯定，就沒那麼大的動機，去用偷竊尋求關心。
這些做法都稱不上戲劇性，但每一件事的背後，都是想在那個「依戀忽然斷裂」的空隙裡，搭一塊孩子踩得住的板子。
沒有人該為一個不是自己犯下的錯，獨自服刑
小磊沒有犯任何錯，但他正在承受一段他完全無法控制的人生轉折——這正是「攜子入監」這類議題真正想提醒我們的事：當大人犯了錯、付出代價，孩子往往是那個在制度縫隙裡，被遺忘要去問一聲「你還好嗎」的人。
我們無法替小磊的媽媽縮短刑期，也無法讓家中長輩的身體變得更硬朗。但我們可以做的，是在那段他必須獨自面對的日子裡，讓他知道：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一群大人，會主動記得他、主動打給他、主動在他開口求助之前，先把安全網鋪好。
這是一場沒有退場機制的陪伴。
對小磊來說，這不是一句溫情的口號。它的意思是：媽媽不在的這幾百天，我們會把「明天還會在」這句話，落實成一支他隨時打得通的電話、一個他知道隨時可以走進來的地方。
（故事為小草書屋真實個案，為保護當事人，本文中「小磊」為化名，文中所有人物代稱、家庭結構與情節細節均經去識別化與綜合改寫處理，不對應任何特定真實個案，僅保留其處境的本質。）
FAQ｜關於受刑人子女，你可能想知道的 6 件事
當父母（多半是母親）入獄、孩子卻沒有適當的人收養或照顧時，部分國家允許嬰幼兒在一定年齡前跟著母親住進監獄的特設區域，避免孩子被丟給不適任的臨時照顧者，甚至發生受虐悲劇[1]。它是兩難下的折衷——讓一個沒有犯罪的孩子在鐵窗後長大，等於跟著服了一段「無罪的刑期」。而這道難題的另一面，是那些大到不必入監、卻被獨自留在牆外的孩子，他們同樣承受著一種「連坐」。
關鍵不只是「少了一個大人」，而是孩子賴以發展的「安全依附」被忽然抽走。依戀理論指出，穩定的照顧關係是孩子探索世界、建立自信的地基；當它斷裂，孩子未必當場崩潰，反而常表現得「適應良好」，內在卻長期處在警戒狀態。更重要的是，「家中有人入獄」本身就是童年逆境經驗（ACEs）的原始十項之一[6]，而它很少單獨出現——研究發現有父母入獄的孩子，承受的其他逆境平均是一般孩子的近五倍[7]。
是「不能說」。貧窮可以被同情，隔代教養可以被理解，但「我爸媽去關了」這句話，孩子往往連對最親近的人都說不出口。那份必須藏起來的羞恥，讓本就稀薄的支持又斷一截——他不是沒有求助的需要，而是連求助，都得先跨過一道「會不會被貼標籤」的牆。這份隱形的祕密，是這個群體最該被理解的獨特處境。
不一定。對受創的孩子來說，「看起來很好」和「真的安全」是兩回事。表面的配合與懂事，有時正是孩子為了不讓大人擔心、避免再失去而發展出的生存策略。真正要評估的，是他背後的照顧網絡穩不穩——如果支撐他的只是一份沒有法定或血緣連結的人情，那麼這份「很好」隨時可能一夕崩塌。
最有用的，往往不是給建議，而是給穩定。不追問、不用異樣眼光看待、讓孩子知道「就算你不說，我也還在」，本身就是一種支持。如果能做得更多，可以協助他建立具體的求助管道——讓「萬一」從一個模糊的恐懼，變成一個他知道可以打給誰的清楚步驟。對這些孩子而言，一個可預期、不會忽然消失的大人，比任何同情都珍貴。
精確地說，台灣沒有一個官方的全國總數。國家定期清點的是矯正機關的收容人數（110 年底約 5.4 萬人）[2]，以及少數「攜帶入監」的嬰幼兒，但都不是那一大群被留在牆外的孩子。原因在於這個群體卡在各部會中間——法務部管的是受刑人、不數他牆外的小孩；衛福部管的是兒少保護案件，孩子得因別的緣由進了系統才會被登記。早期學術調查只勾勒過輪廓[3]，民間的紅心字會每年至少協助逾 3,000 名受刑人子女[4]，但那是服務人數、不是全台總量；對照美國估計約 270 萬名孩子的父母正在服刑[5]，可以推想台灣數字絕不小。所以不是「沒有人關心」，而是國家從未把這群孩子當成一個該被清點的群體——他們的隱形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的選擇。
參考資料
- 陳俞亨。〈跟著家長一起「入獄」，鐵窗後的無罪監禁者——「攜子入監」制度，各國怎麼做？〉。換日線。crossing.cw.com.tw
- 聯合新聞網。〈110 年底矯正機關收容人數 5.4 萬人，年減 7.2%〉。udn.com
- 王瑞婉（2003）。〈女性受刑人之家庭問題研究〉。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。（早期學術調查，樣本與年代均有限，僅供勾勒輪廓）
-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「心納（收容人）家庭服務」。自 1988 年起為全台唯一專門服務受刑人家屬之社福團體，每年至少協助逾 3,000 名兒童。redheart
-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of the Incarcerated. How many children have a parent in prison or jail?（估計全美約 270 萬名兒童有父母正在服刑）
- Felitti, V. J., et al. (1998).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(The ACE Study).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, 14(4), 245–258.
- Turney, K. (2018).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ong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parents.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, 89, 218–225.
- 兒少權益網。〈童年的傷，長大後仍會記著〉。cylaw.org.tw